张学智：汉晋政治中的有为无为之争

生活中典型的氣溶膠包括傳統紙菸、加熱菸、電子煙的煙霧。

上述翻譯再精確一點就是「官吏在位二百石以上，試用期未滿皆依正式任用一樣，發全俸」。高中課文〈陳情表〉「尋蒙國恩，除臣洗馬」中，除臣那句，就是「任命我為太子洗馬（主掌先導車隊）」，「除」就理解為任命。

開頭所引email，先由一位主任代理，「爾後並真除為本校人事室主任」，之後再正式任命為人事主任。瞭解了什麼是「真」，再來看「除」。「像真的一樣」，所以也有假的喔？其實不是真假的意思，古代的官員有試用期，試用期過後就是正式任命，「真」指的就是「正式」的意思。王莽要為篡位營造國泰民安、物阜民豐的和諧氣氛，在元始元年春正月頒佈了一道命令： 吏在位二百石以上，一切滿秩如真王莽要為篡位營造國泰民安、物阜民豐的和諧氣氛，在元始元年春正月頒佈了一道命令： 吏在位二百石以上，一切滿秩如真。

所以上述引文的意思為「官吏薪俸在200石以上者，全部發滿稻穀官俸像真的一樣」。上述翻譯再精確一點就是「官吏在位二百石以上，試用期未滿皆依正式任用一樣，發全俸」。在無意識和意識的位置和意象之間出現了極端的兩極化，就像上面這個例子這樣，除非能先建立起比較穩定的心理認同，否則將無法進行任何有創造性的辯證對話。

她為了成為治療師而尋求治療，而且認為自己是有能力且性情穩定的。有一扇門，他希望是通向出口的，卻通往一間又大又黑的房間。它揭顯了這樣的事實，也就是針對她強迫控制傾向的自然補償因素，往往也具有潛在的傷害本質：這一切過於極端。她受到自然災害的威脅，不可避免的黑暗，來勢洶洶的無意識。

這個人覺得自己已經是一個擁有成就也十分成熟的專業人士，並說自己「沒有任何問題」。當夜幕降臨，他意識到自己迷路了，沒遇到任何人。

這裡微妙地暗示著一種可能的傾向，也就是透過理智防禦來將強烈的情感簡化成學究式的抽象概念。文：艾德華．惠特蒙（Edward C. Whitmont）、席薇亞．佩雷拉（Sylvia Brinton Perera）夢的預測當夢呈現出它的情境時，伴隨著潛在發展的相關訊息，夢因此也就為我們提供了有關診斷和預後的寶貴證據。突然，有一大塊的漆黑降臨，我為了避免被壓到，試圖四處跳動以避開它，卻只能在同一個點跳上跳下。在房間的中心，一個兩歲的白痴孩子坐在夜壺上，塗滿了自己的糞便。

他的第一個夢是搭火車旅行，在一個陌生的小鎮停留兩個小時。意象本身通常不言自明。她說，夢的體驗感覺很好，像是解脫，不像她意識上以為是遭到悲慘的拋棄和「被逼瘋了而需要控制感」。後來的治療裡果真出現了這樣的情形，他堅持，或者說他需要，透過理智和思想維持一定的距離，遠離他「凶猛的野獸」，也就是內在無意識的狂怒。

與前述的初始之夢相同的是，這個夢也顯示出危險的處境（這意象幾乎就是莎士比亞《哈姆雷特》中的奧菲莉亞），也就是自殺而漂浮的傾向，放棄一切而感覺這樣「很好」。這個夢警告我們需要極其謹慎地處理潛在的精神病。

它指出了許多相當嚴重的困難，包括可能會有精神病性的憂鬱症和難以預測的治療預後他指出，面對日本戰犯，國共雙方都展現了「寬大為懷」的政策，但這個「寬大」政策的背後卻充滿著政治算計，因為高舉著「正義」的大纛將可強化自身政權的合法性與正當性。

作者深入分析了台灣人戰後初期在身分認同上所發生的變化，以及國民黨政府在面對台籍戰犯與漢奸議題時所遭遇到的困境。顧若鵬教授於普林斯頓大學取得歷史學博士後，於二○○六年受聘於劍橋大學東亞系，現為劍橋大學東亞史教授與基督聖體書院院士（Fellow of Corpus Christi College）。除此之外，台灣籍戰犯的問題也困擾著國民黨政府。本書首先運用電影「長鏡頭」的手法，帶領讀者認識二戰結束以前東亞政治結構的全貌。文：陳冠任（劍橋大學艾薩克牛頓信託博士後研究員） 【導讀】從歷史的五斗櫃中找尋連結過去與現在的鑰匙 對大多數的台灣人而言，每當提到「戰犯」，第一時間浮現在腦海中的畫面是什麼呢？我猜可能是台灣棒球代表隊在國際賽中「雖敗猶榮」時，鄉民們在網路上洋洋灑灑列出的五大「戰犯」，抑或激情的選舉過後，敗選陣營的支持者也會在社群媒體上撻伐「丟掉江山」的「戰犯」。這樣的背景加上戰後國共關係迅速惡化，使得國民黨必須與先前的敵人進行「出賣靈魂的交易」，亦即透過減少對日本戰犯的追訴，來對抗另一個更大的敵人——中國共產黨。

因此，作者認為如酒井隆與谷壽夫等許多乙丙級戰犯的審判，遂成了此一時空環境下的政治犧牲品。除了軍方之外，大部分的文官也抱持相同的態度，希望在戰後能掌控對於戰罪的定義以及戰犯的審判，以保全日本的「面子」，因為對他們而言，由盟軍所領導的審判僅流於勝利者的正義。

然而，劍橋大學東亞史教授顧若鵬——跟大多數專研東亞研究的西方學者一樣，他也有一個很洋味的中文名字——提醒我們，「戰犯審判」不僅僅是發生在戰後初期的數年間，其所造成的歷史遺緒可謂超乎我們的想像。上述三點使得國民黨於戰後初期深陷一種左右為難的境地。

除此之外，「戰犯」這個詞彙似乎只會出現在歷史課本當中，偶爾與「東京大審」、「東條英機」或是「南京大屠殺」等名詞相互構成一個模糊的歷史圖像。然而，將乙丙級戰犯帶上中國的法庭並不是一件簡單的事情。

相反地，帝國的幽魂卻不斷地在日後東亞歷史發展上遊蕩著。作者在書中牽出三條不同的支線，探討國民黨在審判日本戰犯時所遇到的困難。為了脫離此一泥淖，國民黨政府就必須「做點什麼」來證明其「追求正義」的決心。作者特別指出，二戰期間日本帝國與東亞各國╱殖民地的關係宛若獅子與羔羊，但由於過去在詮釋戰後東亞史時欠缺獅子方面的證言，使得我們至今未能一窺戰後史的全貌。

除了日本方面，顧教授同時聚焦於國共雙方在面對日本戰犯議題時的態度與作法。日本帝國的瓦解使其政治疆界也隨之遭到打破，而在帝國的前殖民遂產生了身分認同的問題——台灣即為一個顯著的案例。

顧教授在書中分析，國民黨的高級軍官多有留日背景，且與日本軍官大多相互熟識。過往關於日本戰爭責任與戰犯審判的研究，大多偏向從美國的視角來檢視東京大審或是對於「天皇是否須承擔戰爭責任」等議題，在文字上有著激烈的攻防戰。

日本帝國海軍與陸軍甚至試圖掩蓋事實，藉此保護自身的利益。首先，美國對於國民黨政府能否單獨審判日本戰犯抱持懷疑，這使得南京方面在要求盟總引渡日本戰犯時發生了不少困難。

顧教授提醒讀者，在二戰結束以前，日本是一個包含多民族與領土廣袤的「帝國」，而此一帝國對於東亞局勢的掌控與影響並不會隨著裕仁天皇的玉音放送驟然消逝。對國民黨而言，在中國審判乙丙級戰犯不但可以撫平中國人民內心因戰爭所導致的創傷，更重要的是，國民黨政府也可以藉機向國際社會展現其具備運用國際法理審判戰犯的能力，並證明中國於戰後已經躍身先進國家之列。而有別於過往的研究取徑，顧教授從鮮少人關注的乙丙級戰犯審判與日本帝國邊陲的角度，觀察戰後東亞國際秩序的形塑。本書是他的第三本學術專書，也榮獲二○一六年費正清獎（John K. Fairbank Prize）的肯定。

顧教授的研究興趣為日本近現代史、東亞國際關係史與冷戰史，並著有The Thought War - Japanese Imperial Propaganda 以及Slurp! A Culinary and Social History of Ramen, Japans Favorite Noodle Soup 等專書。因此，雖然當時國民黨政府內通曉國際法的法學人才有限，但南京方面依然要求美國主導的盟軍總部將乙丙級日本戰犯引渡至中國受審，藉此掌控中國戰區審判的話語權。

如果細讀本書，便不難發現作者能夠獲得此一殊榮的原因。對日本軍方而言，並不認為自己實質上戰敗了，因為在中國大陸的失敗純粹是外部因素所造成，而日本才是這場戰爭真正的受害者。

其次，國民黨政府對於日本戰犯審判的標準也不一顧教授提醒讀者，在二戰結束以前，日本是一個包含多民族與領土廣袤的「帝國」，而此一帝國對於東亞局勢的掌控與影響並不會隨著裕仁天皇的玉音放送驟然消逝。